韩石山文章是越来越难写了，——我是把散文小说都称作文章的。
看到年轻人那么兴致勃勃地写着，很羡慕，却不感伤。年轻时我也那样写过，依稀记得，曾豪情万丈地对一位朋友说过，小说是什么？就是纸加笔，几张稿纸加上一支钢笔。
现在我不敢再说这样的大话了。年轻时一米七八的个子，如今挺直腰板才一米七六，文章呢，也是越来越往瘦小里缩。由小说到散文，再到随笔，过上几年，说不定该写语录了。实在是不懂韵律，要懂，说不定会去写五言绝句的。
不是没有事，也不是没有情，实在是写得多了，觉得中国的文字有毛病。据说用电脑检测作品，可以很容易地得出作家的常用语，并以此来推断某些作品的归属。有人经电脑检测，得出结论，说《红楼梦》的后四十回就是曹雪芹写的。若此事当真，那么曹氏确是有他的常用语词和常用文句格式的。近世文坛上，早在二十年代，就有“郁呀郭哟”的嘲讽（郁达夫爱用呀，郭沫若爱用哟），可见作家自觉不自觉的，大都有自己常用的词语。
记得《韩石山文学评论集》出版后，有位四川的读者给我写信，说你用“蠢笨如我者”这个句式太多了，并一一列举。《李健吾传》出版后，一位大学时的学长，也曾给我说，你用“不，没那么便宜的事”这个句式太多了，起初还觉得新鲜，一多了就让人生厌。
意识到就改吧，做起来方知不然，掂来倒去，踌躇再三，总觉得哪个词哪个句式，都像是用了千百遍似的。真还不如没有意识到，就那么瞎胡的写下去算了。
是学识不足而又才气枯竭吗？
不是没这么想过，可很快就否定了。才气原先就不大，现在就是小也小不到哪里，至于学识，肯定比先前提高了不少，两下里拉平，跟年轻时该没有大的差异。想来想去，就不能不想到我们的文字，我们的句法。
最初还以为是自己的虚妄，看的书多了，才知道，许多大作家也有过这个困惑。
鲁迅去世前几个月，许广平听从朋友的劝告，作札记随时记录先生的一些谈话，其中一条是：
“现在写文章真难，因中国文字实在太不够用，所以写作时几乎个个字在创造起来。如果照文法第几条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要自己造出新的文法来，外国字则每个字有单独的意义，譬如……中国则分不出来，有时加上形容字，亦觉不妥。”（许广平《札记》，载《新文学史料》1993年第1期，删节号为原有。）
我相信，这是鲁迅一生写作得来的最沉痛的感受，是不可与外道的经验之谈。
台湾的李敖，该是大作家了，竟也有同样肯綮的感受。1980年出狱后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：
“就我个人写作的经验来说，写文章的确很困难，因为中文文法虽然很简单，但它的辞汇却很有限，要把中文写好格外不易。所以，第一要突破辞汇的限制和重复，其次要不断有新的知识和见解来支撑并弥补辞汇的贫乏，很多人写文章时好时坏，不容易保持一定的水准，原因即在此。”（秦文编《李敖传奇》第244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他们都该不存在才气与学识的障碍吧，为什么都遇到了同一个难题？
也有几个大作家，看他们的作品，似乎不存在这样的困惑，比如郁达夫和徐志摩。但他俩一个流落南洋，一个飞机失事，都是在盛年就中止了写作的，不能作为反证。
对这个问题，我正在继续思考，也想到了一些办法，还不成熟，就不说了。提出问题或许比回答它更为重要。
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作者，在写作之暇，分些精神，也考虑考虑这件事。没有坏处。迟早都会遇上，如果你真的要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话。
（本文是作者为其散文集《真实是可怕的》所作的序，本报发表时有删节。该书即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。）
 |
